他开始像只没头苍蝇一样，四处乱撞，寻找新的机会。他骑着摩托车，去县城里那些曾经路过、却从未进去过的、看起来像是有工程业务的小公司、小门市部打听；他去以前在建筑队时认识的、如今可能也单干了的工友那里探听消息；他甚至硬着头皮，去找过柳溪河桥的甲方吴站长，委婉地问有没有其他小项目可以介绍。
结果，无一例外，都是碰壁。那些小公司，要么一听他是个体，没有正规资质和公司背景，连门都不让进；要么就是敷衍两句，说目前没有适合他的活儿。以前的工友，自己尚且朝不保夕，哪有资源介绍给他？吴站长倒是还客气，但也明确表示，那个桥是特殊情况，正规项目都有严格的招标程序，他个人爱莫能助，只建议他去关注县里公开的招标信息。
公开招标？侯仁君去打听了一下，光是那些繁琐的资质要求、保证金门槛、标书制作，就让他头晕目眩，望而却步。那根本不是他这种“草台班子”能玩得转的游戏。
偶尔，也会有那么一两个零星的消息，像是黑暗里一闪而过的萤火。比如，听说邻村谁家要盖个两层小楼，想找施工队；或者，镇上哪个厂子的围墙要修补一下。这种活儿，侯仁君起初是不屑一顾的，觉得掉价。可眼看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口袋里的钱只出不进（虽然家底厚，坐吃山空的感觉却越来越清晰），他也只能放下身段，去接。
可真干起来，才知道这“零活”的难处。主家挑剔，价钱压得极低，工期还催得紧。带着工人辛辛苦苦干上十天半个月，算下来，利润薄得像纸，有时甚至刚够给工人发工钱和材料成本，自己几乎白忙活一场。干完一次，他就觉得身心俱疲，比干柳溪河桥那样的大工程累十倍。不是身体累，是心累，是那种巨大的落差感和价值感的丧失带来的疲惫与颓丧。
建筑队那边，他也偷偷打听过。他原来的岗位，早就被一个比他年轻、技术也不错的焊工顶上了。工头见到他，倒是客气，夸他能干，自己当老板了，但绝口不提让他回去的话。就算他想回去，脸面也拉不下来，工友们会怎么看他？当初意气风发地离开，如今灰头土脸地回来？
路，一条条地，都走不通了。侯仁君像是走进了一个无形的、越收越紧的罗网里，四处碰壁，找不到出口。他待在家里的时间越来越长，起初还假装“休息”、“规划”，到后来，连假装都懒得装了。
他变得无所事事。早上睡到日上三竿才起，起来后，要么坐在堂屋里，对着电视机发呆，手里拿着遥控器，频道换来换去，却没有一个节目能看进去；要么就蹲在院子门口，看着来来往往的村民，眼神空洞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饭桌上，话越来越少，常常是我和家栋说几句，他闷头扒饭，吃完碗一推，要么回屋躺着，要么又蹲到门口去。
脾气也变得像秋天的干草，一点就着。家栋不小心碰倒了他的茶杯，他能黑着脸吼半天；我问他一句晚上想吃什么，他能不耐烦地顶回来“随便！问什么问！”；甚至村里有小孩玩闹跑过我们家门口，声音大了点，他都能冲出去呵斥两声。家里弥漫着一种低气压，沉闷得让人喘不过气。
我看着他从那个在工地上挥斥方遒、充满干劲的“侯老板”，变回眼前这个暮气沉沉、暴躁易怒、无所事事的闲人，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。有心疼，有无奈，有生气，更有一种“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”的悲凉。
我心疼他的失落和煎熬。我知道，这次打击对他而言，比上次工程被骗更大。上次是外因，是遇人不淑；这次，却是他自己的选择导致的后果，这种挫败感和自我怀疑，更伤人。
我无奈于他的固执和短视。当初我把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他听，他却一句也听不进去，只认死理，捂住钱袋子不撒手。如今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，可这苦果，却要我们全家一起来尝。
我生气他的暴躁和迁怒。有本事跟现实较劲去，在家里冲老婆孩子撒气算什么男人？
家里的经济状况，也因此蒙上了一层阴影。虽然我的兔子生意和皮货作坊还在稳定运转，互助小组也初见成效，收入足以维持家庭日常开销甚至略有盈余，但那种因为侯仁君工程收入而带来的、可以让我们大胆规划未来（比如给家栋存更多的教育基金，比如考虑扩大作坊规模，比如再投资点别的）的底气和丰沛感，一下子消失了。想再有大发展，就显得有些吃力，需要更精打细算，更缓步前行。
现实，用最冷酷的方式，给了侯仁君沉重的一击，也给我们这个刚刚尝到甜头的小家庭，兜头泼了一盆冷水。它清晰地告诉我们：成功，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；人脉和信誉，比黄金更珍贵；而短视和固执，往往会让你付出比金钱更惨痛的代价。
秋风掠过院子，吹得那棵新栽的石榴树叶子哗啦作响，几片早衰的黄叶打着旋儿飘落下来。侯仁君依旧蹲在门口，背影佝偻着，像一尊渐渐失去生气的石雕。他或许直到此刻，才真正开始隐约明白，我当初坚持要“重谢”赵老板的那番话里，所包含的深意与远见。可惜，这明白，来得太迟了，代价，也太大了。
茶水凉了可以再续，人心凉了，路断了，再想焐热、再接上，谈何容易？
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那点因为他当初固执而生的怨气，渐渐被一种更深的忧虑所取代。这道坎，他能不能自己迈过去？我们这个家，又该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“停滞”与“低潮”？
秋天的凉意，似乎更重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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