冬天真像个吝啬又刻薄的老账房，把最后一点暖意都锁进了箱底，只把无边无际的、干冷干冷的寒气，像放债一样，毫无节制地泼洒出来。风是硬的，像钝刀子，贴着地皮刮过来，钻进人的衣领袖口，割得皮肤生疼。
天空常常是那种沉甸甸的、了无生气的铅灰色，压得很低，仿佛一伸手就能摸到那冰冷僵硬的云层。日头有气无力地挂着，像个冻僵了的、失去光泽的铜盘，散发着一点稀薄的、聊胜于无的光，却丝毫带不来暖意。
田野彻底荒芜了，裸露着黑褐色的、板结的土地，偶尔几簇枯草在寒风中瑟瑟发抖，发出细碎的、绝望的呜咽。河面早就封冻了，冰层泛着青白色的、不祥的光，死寂一片。
我们家的二层小楼，在这肃杀的寒冬里，白墙显得更加刺眼，红瓦也失了鲜艳，透着一股子与季节格格不入的、孤零零的“新”。屋里倒是比往年暖和些，因为新盖的楼房密闭性好，我还特意多备了些蜂窝煤，炉子烧得旺旺的。可这物理上的温暖，却丝毫驱不散弥漫在屋子里那股子更深、更顽固的寒意——那是从侯仁君身上散发出来的，一种混合了失意、颓丧、烦躁和自我封闭的冰冷气息。
自打秋天那条通往“侯老板”前途的桥梁彻底断裂、四处碰壁无功而返之后，侯仁君就像一只被拔光了羽毛、折断了翅膀的鹰，从曾经翱翔的高空，直直地摔回了冰冷坚硬的现实地面，而且，似乎就此趴下，再也无力、或者无心挣扎着站起来了。
他彻底地“闲”了下来。不是那种忙里偷闲的惬意，而是一种被抽空了所有目标和动力的、死水般的沉寂。生活对他而言，似乎只剩下两件事：发呆，和喝酒。
发呆是常态。他可以一整天，就那么坐在堂屋里，对着那台崭新的彩色电视机，眼神却是涣散的，空洞的，电视机里演的什么，他根本不知道。遥控器在他手里，无意识地、一遍遍地按着，频道换来换去，闪烁的光影在他脸上明明灭灭，却照不进他眼底一丝一毫的亮光。有时候，他也会蹲在院子里，背靠着冰冷的墙壁，看着光秃秃的石榴树，或者看着灰蒙蒙的天空，一蹲就是小半天，像一尊风化的石像，一动不动。家栋放学回来，怯生生地喊他“爸爸”，他也只是“嗯”一声，眼皮都懒得抬一下。
而喝酒，则成了他排遣（或者说麻醉）这种无边无际的空虚和失意的唯一方式。起初还是晚上吃饭时，就着菜喝上两杯散装的粮食酒，后来渐渐变成了中午也开始喝，再后来，有时一大早起来，脸色灰败，眼泡浮肿，身上就带着隔夜的酒气。喝的不再是散酒，而是瓶装的、度数更高的白酒。他去村口小卖部，一买就是两三瓶，拎回来，藏在屋里。
酒一下肚，那层包裹着他的、死寂的硬壳仿佛就被酒精溶开了一道裂缝，底下压抑了许久的愤懑、委屈、不甘、还有对自己无能的愤怒，便像找到出口的毒气，一股脑地喷发出来。他不再是那个沉默的“石像”，变成了一个满腹牢骚、怨天尤人的“怨夫”。
“他妈的……世道就是这样！人走茶凉！用得着你的时候，好话说尽；用不着了，一脚踢开！赵永年那个王八蛋，当初说得比唱得还好听，现在呢？电话都不接！什么东西！”他红着眼睛，喷着酒气，对着空气，也像是对着我，恶狠狠地咒骂。骂赵老板势利，骂那些以前称兄道弟的工友现在躲着他走，骂吴站长不近人情，甚至骂天气，骂这破村子没发展……
“还有那些零活！那是人干的吗？啊？把老子当什么了？当叫花子打发！老子是干过大工程的人！是‘侯老板’！去给他砌墙补漏？我呸！”提起偶尔找上门来、被他拒绝或者干了一半就甩手不干的零星活儿，他更是气得咬牙切齿，仿佛受了天大的侮辱。
有时候，骂着骂着，又会突然颓丧下来，声音变得哽咽：“我……我就是想干点事……想把咱们家日子过好点……我错了吗？我技术差吗？我干活偷懒了吗？凭什么……凭什么就混成这样了……”
看着他这副样子，我心里像被钝刀子割着，一阵阵发疼。我知道他难受，知道他心里憋屈，那是一种理想破灭、尊严扫地后的巨大失落和迷茫。我试着去劝他，在他清醒些、没那么大酒气的时候。
“仁君，别老这么喝酒，伤身子。”我给他倒杯热水，放在他手边，“事儿已经这样了，光生气、光喝酒有什么用？咱们得往前看。”
他低着头，不吭声。
“要不……”我试探着说，“你先别想着接大工程了。眼下快过年了，镇上、村里，肯定有些零碎的焊接活儿，比如谁家农机坏了，谁家要焊个铁门铁窗的。你技术好，去接点这样的活儿，一来有点事做，不闲着；二来也能贴补点家用，总比坐吃山空强。价钱你看着定，实在点就行。”
他猛地抬起头，眼睛因为酒意和愤怒而布满红血丝，死死瞪着我：“你让我去干那种零碎活？！走街串巷，跟那些老头老太太讨价还价，为三块五块磨破嘴皮子？孙婵音！你看不起谁呢？！我侯仁君再落难，还没到那个份上！丢不起那个人！”
他的反应激烈得让我愕然。我没想到，“面子”这两个字，在他心里，竟然比实实在在的生计和走出困境的努力更重要。
我吸了口气，换了个思路：“那……要不你帮我打理一下兔子生意？现在互助小组规模扩大了，皮货作坊那边也忙，我实在有些顾不过来。你帮我管管账，或者去跟农户收兔子的时候，你骑摩托车带着我去，也安全些。咱们夫妻一体，我的生意，不就是你的生意吗？”
我想着，或许参与到我的事业里来，能让他重新找到一点价值和存在感，也能让我们之间的关系缓和一些。
谁知，这话更是捅了马蜂窝。
“你的生意？”他嗤笑一声，嘴角扯出一个讽刺的弧度，眼神里满是不屑和一种被刺痛后的反弹，“你那也叫生意？养几只兔子，剥几张皮子，跟那些老娘们斤斤计较，不就是小打小闹，挣点针头线脑的零花钱吗？让我去弄那些？我侯仁君是干大事的人！不是围着兔子笼和烂皮子转的妇道人家！”
“妇道人家”……“小打小闹”……这几个字，像淬了毒的针，精准地扎在我最在意的地方。我看着他脸上那毫不掩饰的轻蔑，心里那点因为同情而生出的柔软和耐心，瞬间冻结成了冰。原来，在我为这个家风里雨里奔波、一点点打下根基的时候，在他眼里，我做的这一切，都只是不值一提的“妇道人家的小打小闹”？都只是他“干大事”之余，可以随意鄙薄的“零花钱”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