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转向侯仁君，最后确认般地问道：“侯老板，您的意思是，这个价，无论如何不行？一点商量余地都没有？”
“没有！”侯仁君回答得斩钉截铁，甚至带着一种奇异的、近乎悲壮的“气节”，“就这个价！爱要不要！”
空气仿佛在那一刻凝固了。作坊里其他干活的工人，都停下了手里的活计，屏息看着这边。闷热似乎更加令人难以忍受。
王老板点了点头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仿佛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结果。他不再多说一个字，对着身后的两个助手微微偏了偏头，转身就走。动作干脆利落，没有丝毫拖泥带水。
“王老板！王老板请留步！”我急了，顾不上许多，连忙追了出去。
王老板脚步未停，一直走到他们停在作坊不远处树荫下的一辆半新的面包车旁。他的助手已经拉开了车门。
“王老板，”我跑到他面前，因为急切和奔跑，气息有些急促，脸上堆着恳切的笑，“您别生气，我家这口子，他是个直性子，认死理，不会说话。您看，这生意是大事，咱们再谈谈？价格……价格我们可以再仔细算算，总有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，是不是？您要的量大，我们肯定优先保证您的货，质量您绝对放心……”
王老板停下脚步，转过身，看着我。他的目光在我因为焦急而泛红的脸上停留了片刻，那目光里，没有愤怒，没有鄙夷，甚至没有多少遗憾，只有一种洞悉一切的、淡淡的惋惜，以及一丝……怜悯。
他轻轻叹了口气，摇了摇头，开口道：“孙老板娘，你是个明白人。你的货，我也仔细看了，确实不错。这个量，这个合作方式，对你们这样的作坊来说，意味着什么，你比我清楚。”
他的声音不高，却像一把小锤子，敲在我紧绷的心弦上。
“可惜啊，”他顿了顿，目光扫了一眼作坊门口，侯仁君并没有追出来，只是黑着一张脸，站在屋檐下的阴凉里，像一尊门神，又像一块顽固不化的礁石，“可惜……你们家，当不了这个家。”
这句话，他说得很轻，很平静，甚至没有太多情绪。可听在我耳朵里，却像一根烧红了的钢针，猝不及防地，狠狠地扎进了我最脆弱、最不愿触碰的痛处！
“当不了家”……
四个字，轻飘飘的，却重若千钧。它不仅点破了这笔生意黄掉的直接原因，更是一针见血地，揭穿了我们这个家庭、这个夫妻店最核心、也最悲哀的困境——没有一个统一的、有远见的、能够做出正确决断的“当家人”。有的，只是一个死守眼前微利、蛮横固执的“掌柜”，和一个空有想法、却处处受制、无力回天的“老板娘”。
我的脸，在那一瞬间，火烧火燎地烫了起来。不是因为天气炎热，而是因为一种混杂着巨大羞耻、深刻无力、以及被外人一眼看穿狼狈处境的难堪。那热度，从脸颊蔓延到耳根，再到脖颈，灼得我几乎要窒息。我张了张嘴，想再说什么，却发现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扼住了，发不出任何声音。所有解释的话语，所有挽回的努力，在这句轻飘飘的、却直指本质的判词面前，都显得那么苍白，那么可笑。
王老板不再看我，转身，弯腰上了车。面包车发动，喷出一股带着热浪的尾气，缓缓驶离，很快消失在村道拐弯处扬起的尘土里。
我站在原地，一动不动。正午的阳光毫无遮拦地倾泻下来，晒得我头皮发麻，眼前甚至有些发黑。汗水顺着鬓角、脊背涔涔而下，湿透了衣裳，粘腻地贴在身上，非常不舒服。可我似乎感觉不到热，也感觉不到汗，只觉得心里空荡荡的，冷飕飕的，像突然被掏走了一块，灌进了腊月里最刺骨的寒风。
作坊门口，传来侯仁君一声重重的、带着明显不满和“我早就说过”意味的冷哼，然后是他转身走进屋里的脚步声。
我慢慢地，慢慢地转过身，拖着仿佛灌了铅的双腿，走回作坊。工人们已经重新开始干活，但气氛明显更加沉闷，没有人说话，只有工具碰撞和皮张摩擦的窸窣声响。他们偶尔偷偷瞥我一眼，眼神复杂，有关切，有同情，或许也有一丝对未来的担忧。
我径直走向后院我们平时算账、休息的那间小屋。侯仁君已经坐在里面唯一的那把旧藤椅上，拿着把大蒲扇，用力地扇着风，脸上余怒未消，见我进来，眼皮都没抬一下。
小屋的门虚掩着，隔绝了外面的大部分嘈杂，也隔绝了部分暑热，但空气依然凝滞而沉闷。
(活动时间：2月15日到3月3日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