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抚好刘师傅和其他工人，确保生产勉强可以恢复后，我才拖着几乎虚脱的身子，走进后院小屋。侯仁君正坐在藤椅上，闷头抽烟，烟雾缭绕，看不清他的表情。
我关上门，走到他面前。疲惫和怒火，在我胸腔里交织着，但我强迫自己用尽可能平静的语气开口：“仁君，刘师傅我请回来了。工钱我给他加了一倍。”
他猛地抬起头，眼睛瞪圆了，像是听到了什么荒谬绝伦的事情：“什么？！加一倍？！孙婵音，你钱多烧得慌？！他一个老头子，凭什么拿双份工钱？！是他自己摆谱要走，你还上赶着去求他，还加钱？！你……你这不是助长他的气焰吗？！以后哪个工人有点不顺心就摆挑子，你是不是都去加钱请回来？！”
看着他这副完全抓不住重点、只会在钱上打转、甚至反过来指责我的嘴脸，我心里的那点火气，终于还是没能压住。但我没有像往常那样大声争吵，只是用一种极其平静、却也极其冰冷的眼神看着他，声音不大，却字字清晰：
“侯仁君，你知不知道，刘师傅今天要是不回来，咱们这个作坊，起码得停工半个月？损失是多少？你算过吗？你知不知道，现在找一个像刘师傅这样手艺的铲皮师傅有多难？比登天还难！你就是出双倍工钱，也未必有人愿意来，愿意来也未必能干得了他的活儿！”
“我加这一倍工钱，不是因为他摆谱，是因为你的嘴，因为你那套‘老板威风’，把人心给伤了，寒了！我得用真金白银，去暖回来，去买回来！这笔钱，不是工钱，是你乱说话、乱摆架子的代价！是给你捅的窟窿补上的补丁！”
我的声音不大，却像一把把冰锥，扎向他。他的脸由红转白，又由白转青，捏着烟的手指微微发抖。
“你……你这是什么话？！”他梗着脖子，“我是老板！我说他们几句怎么了？干得不好，还不能说了？干不了就滚！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！”
“老板？”我几乎要冷笑出声，看着他这副完全忘了自己来路、小人得志般的嘴脸，心彻底凉了半截，像沉入了腊月的冰湖底，“侯仁君，你摸摸自己的良心问问！当初你在建筑队，跟着师傅学电焊的时候，师傅骂你笨，训你手艺糙，你是不是也恨不得把头埋进裤裆里？你是不是也盼着师傅能多点耐心，多教点真本事？那时候，你怎么不跟师傅说‘我是徒弟，我想怎么学就怎么学’？你怎么不叫师傅‘滚’？”
“现在，你管着这几个人，稍微有了点说话的权力，就忘了自己当初是怎么过来的了？就真把自己当‘老爷’了？训斥起人来，比当年的工头还威风！刘师傅那样的老匠人，凭手艺吃饭，敬他一分，他回报你十分；伤他一分，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回头！这个道理，你不懂吗？！”
我的话，像一面镜子，毫不留情地照出了他此刻的丑陋和可悲。他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，嘴唇哆嗦着，想要反驳，却似乎找不到有力的词句，最后只能恼羞成怒地吼道：“你……你少跟我扯那些陈芝麻烂谷子！现在我是老板！就得按我的规矩来！”
看着他这副油盐不进、冥顽不灵的样子，我知道，再多说一个字，都是浪费口水。我忽然感到一种极致的疲惫，不是身体的累，而是心累，是一种对沟通、对改变彻底绝望之后的、万念俱灰的累。
我不再看他，也不再说话，默默地转身，走了出去。外面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，秋风更紧了，吹得人透骨的凉。
从那天起，作坊里的局面，进入了一种新的、更加诡异的“平衡”。
刘师傅回来了，工钱涨了，侯仁君似乎也得了我的“警告”，或者是他自己也隐约意识到刘师傅的重要性，再去铲皮区时，收敛了许多，至少不敢再像以前那样随口训斥了。但他那套“老板做派”并未改变，只是转移了目标。对张师傅、李婶、王小柱他们，依旧是呼来喝去，挑三拣四。工人们敢怒不敢言，但那种压抑和离心离德的情绪，像瘟疫一样在作坊里蔓延。效率，始终提不上来，还时不时因为工人心绪不宁而出点小差错。
而我，则陷入了更深的泥潭。我不仅要操心原料、销售、资金这些“外事”，现在还得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，泡在作坊里，亲自盯着生产的每一个环节。侯仁君的“管理”，除了制造紧张气氛和麻烦，几乎提供不了任何正向的帮助。工人们遇到技术难题，不敢问他，都来问我；工序衔接出了问题，他要么看不见，要么简单粗暴地归咎于某个工人，最后还是得我来协调解决；工人的情绪需要安抚，士气需要鼓舞，这些细致而重要的“人心工程”，更是完全落在了我的肩上。
我成了作坊里事实上的“总管”，从技术到人事，从生产到矛盾调解，事无巨细，都要过问。而侯仁君呢？他要么背着手，在作坊里逡巡，像监工一样，用挑剔的眼光寻找着可以显示他“权威”的瑕疵；要么，就躲到后院小屋里，喝茶，抽烟，翻看他那本永远也算不清他“省了多少钱”的烂账本，仿佛外面的一切忙碌、一切焦头烂额，都与他无关。只有当涉及到“钱”的支出——哪怕只是买几把新刷子、添点普通辅料——他才会立刻冒出来，皱着眉头，反复盘问，仿佛我要掏的是他的命根子。
我们之间，形成了一种可悲的、畸形的“默契”。作坊里具体的事务，我能做主的，就自己做主，做了再告诉他一声，或者干脆不告诉。不能做主（主要是需要动钱）的，我尽量想办法绕开他，或者先干了，生米煮成熟饭再说。他似乎也乐得清闲，只要不动用他视为禁脔的“家庭积蓄”或“作坊流动资金”，随我怎么“折腾”。我们很少再就生意进行深入的交流，因为那注定是不欢而散。在家里，我们也尽量避开可能引发争论的话题，对话仅限于“吃饭了”、“睡觉了”、“家栋学校要交钱了”这种最基本的生活必需。
家，越来越不像一个家，倒像两个因为某种不得已的原因、必须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、熟悉的陌生人合租的客栈。生意，也越来越不像夫妻店，而像我在前面，拼尽全力、踉踉跄跄地拉着一辆沉重无比、吱呀作响的破车，而他在后面，不仅不帮忙推，还时不时因为觉得我拉的方向不对、或者速度太快，而猛地拽一下缰绳，或者偷偷给车轮下塞块石头，让我更加吃力，更加艰难。
夜深人静时，我常常独自醒来，听着身侧他熟睡的鼾声，望着窗外清冷的秋月，心里空落落的，没有恨，也没有怨，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、冰冷的孤独和一种近乎麻木的坚忍。
我知道，这条路，注定只能我一个人走到底了。肩上的担子再重，脚下的路再难，我也不能倒下。
因为我的身后，空无一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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