侯仁勇那骤然而至、金光闪闪的“成功”，像一剂过量的猛药，不仅让他自己迅速膨胀到面目全非，也让他身边的世界，尤其是他与至亲之间的关系，发生了剧烈而丑陋的畸变。财富的光环太过耀眼，轻而易举地就灼瞎了他本就短浅的目光，烧毁了他那点本就稀薄的人情味。
曾经，在他走投无路、需要兄长“拉一把”的时候，“二哥”这个称呼里，或许还掺杂着几分不得不低头的依赖和讨好。但如今，当他自己俨然成了“侯老板”，开着轿车，住着楼房，兜里揣着大把钞票，被人前呼后拥时，再看那个依旧穿着旧工装、守着个小作坊、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二哥侯仁君，心态就完全变了。那点残存的、基于血缘的客气，迅速被一种混合着优越感、轻蔑和某种急于划清界限的微妙情绪所取代。
他不再需要仰仗这个兄长了。不仅不需要，甚至开始隐隐觉得，这个过于“老实”、“死板”的二哥，与他现在“灵活”、“高端”的“生意圈”格格不入，甚至可能是个“累赘”或“污点”。于是，他对待侯仁君的态度，就像对待一件用旧了、不再合身、甚至有些碍眼的旧衣服，表面或许还会敷衍地挂在那里，但内里的嫌弃和疏远，却已溢于言表。
这种变化，在一次看似偶然的“合作提议”中，暴露得淋漓尽致。
那段时间，侯仁君在作坊里帮忙管理，虽然收入有限，但耳濡目染，加上他本身在建筑行业浸淫多年，对市场并非全无感知。他隐约听说，邻近的乡镇有个小型粮仓改造的项目要招标，规模不大不小，技术要求也不特别高，正适合他这种有一定技术基础、但缺乏雄厚资本和复杂关系的人尝试。他心里那点被弟弟风光刺激得有些蠢蠢欲动的、不甘沉寂的心思，又活络了起来。他想，如果能接下这个项目，哪怕只是分包一部分，或许就能重新打开局面，证明自己并不比弟弟差，甚至……能挽回一些在父母面前丢失的“面子”和“地位”。
然而，以他现在的实力和几乎断绝的人脉，独自去竞标无异于痴人说梦。他自然而然想到了如今“混得风生水起”的弟弟侯仁勇。弟弟不是认识很多人吗？不是经常吹嘘自己跟这个领导熟、跟那个老板铁吗？如果兄弟俩联手，他出技术和管理，弟弟出关系和资金（或者至少帮忙疏通关节），拿下这个项目岂不是大有希望？这不仅能赚钱，也能缓和一下兄弟间近来有些微妙的气氛，或许还能让父母看看，他们兄弟是能“同心协力”的。
这个念头让侯仁君兴奋了好几天。他难得地主动给侯仁勇打了电话，语气里带着久违的、甚至有些小心翼翼的期待和热切：“仁勇啊，是我。最近忙不？有个事想跟你商量商量……”
他在电话里大概说了说粮仓项目的事，提出了合伙的设想，甚至难得地放低了姿态：“……你那边关系广，门路多，帮忙引荐引荐，打点打点。具体技术活、现场管理这些，我来负责。利润嘛，咱们亲兄弟明算账，都好商量！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电话那头，侯仁勇沉默了几秒钟。那几秒钟的寂静，让侯仁君握着话筒的手心都有些出汗。然后，他听到了弟弟那熟悉却又无比陌生的、带着明显敷衍和一丝不易察觉讥诮的笑声。
“呵呵，二哥，”侯仁勇的声音透过话筒传来，有些失真，但那股子漫不经心和居高临下的味道，却清晰无比，“粮仓改造？哦，你说那个啊……我听说了。小项目，没啥意思。”
他顿了顿，似乎在组织语言，或者是在享受这种“裁决”的快感。“二哥，不是弟弟说你。你这想法……太老实了！现在接工程，哪能光盯着技术、管理那些死东西？关键得看关系，看得会‘运作’！你说的那个项目，规矩多，审查严，油水不大，麻烦不少。真要按你那套实打实的法子去干，累死累活也挣不了几个钱，说不定还得倒贴。”
侯仁君的心，随着弟弟的话，一点点往下沉。他试图辩解：“可是……”
“没什么可是的，二哥。”侯仁勇打断了他，语气里带上了明显的不耐烦和一种“教你做人”的优越感，“这种项目，我自己就能吃下，而且有更‘灵活’的办法去操作，利润空间比你想象的大得多。带上你……反而束手束脚。咱们亲兄弟，不说两家话，这项目，就不带你玩了。你啊，还是安心打理二嫂那个作坊吧，虽然赚不了大钱，好歹稳当，省心，对吧？”
每一句话，都像一把淬了冰的薄刃，轻飘飘地，却精准无比地划在侯仁君最在意的地方——否定他的能力（“太老实”、“死东西”），蔑视他的价值（“束手束脚”），甚至将他最后的退路（作坊）都定义为一种“省心”的、无能的象征。那语气里的轻蔑和不屑，毫不掩饰，仿佛在打发一个不识趣、异想天开的穷亲戚。
侯仁君握着话筒，僵在那里。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，变得惨白。喉咙里像是被什么硬块堵住了，哽得生疼。他想吼，想骂，想质问这个忘恩负义的弟弟，当初是谁求爷爷告奶奶把他塞进工地？是谁在他惹祸时掏空家底去“捞人”？但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所有的愤怒、委屈和巨大的羞辱感，都堵在胸口，压得他几乎窒息。最终，他只是用尽全身力气，从牙缝里挤出一句：“……行，我知道了。”然后，狠狠地、近乎砸一般地，挂断了电话。
他呆呆地在原地站了许久，直到听筒里传来忙音，才缓缓放下。然后，他慢慢地走到堂屋门口，背对着屋里，蹲了下来，双手抱住了头。那个向来挺得笔直、甚至有些倔强的背影，此刻佝偻着，微微颤抖，像一株被突如其来的冰雹砸弯了腰的老树。他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但那种无声的、巨大的沮丧和受伤，却弥漫在空气里，沉甸甸的，令人室息。
而这，还仅仅只是来自弟弟的“插刀”。更狠、更直接的，是来自他亲生母亲的“补刀”。
婆婆如今的人生，仿佛找到了全新的、至高无上的寄托和意义——炫耀她那个“有出息”的小儿子。小儿子的每一次风光回乡，每一件新置办的“行头”，每一个听起来很“唬人”的“项目”，都成了她向邻里亲友夸耀的绝佳素材。她沉浸在这种虚幻的荣光里，仿佛自己也跟着高贵了起来，对那个“没本事”、“死心眼”的大儿子，越发看不上眼，甚至连表面功夫都懒得做了。
就在侯仁君被弟弟拒绝、独自蹲在门口生闷气的第二天，婆婆大概是听说了粮仓项目的事（侯仁勇或许当笑话讲给了她听），或者只是单纯地又想找机会夸夸小儿子、踩踩大儿子，竟主动晃悠到了我们家。
当时，我正在院子里晾晒刚洗好的女儿的小衣服。侯仁君大概还在作坊里，没回来。婆婆走进院子，先是挑剔地看了看我晾的衣服，撇了撇嘴，没说什么。然后，她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似的，用一种刻意提高的、生怕别人听不见的音量，对着我（其实更像是说给可能在家、或者给路过的人听）说道：
“婵音啊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也得劝劝仁君！别整天死心眼，就知道埋头傻干！你看我们家仁勇，出去这才多久？房子、车子、票子，哪样没有？人家那才叫本事！那才叫会赚钱！仁君呢？守着你这小作坊，能有什么大出息？当初他要是早点开窍，像他弟弟这样活络点，懂得打点关系，会来事儿，咱们侯家，早不就发起来了？何至于现在还过得这么紧紧巴巴，让人瞧不起！”
她的话，像一串淬了毒的铁蒺藜，劈头盖脸地砸过来。每一个字，都精准地践踏着侯仁君曾经为这个家、为他们老两口付出的一切，也践踏着我这些年起早贪黑、独自撑起这个家的艰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