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年轻的女办事员应声进来。
杨主任吩咐：“去，立刻调取过去五年……不，从有记录开始，所有从保定寄到南锣鼓巷95号院，收件人为何雨水或何雨柱的挂号信、平信的投递记录和签收单据复印件，全部拿过来！要快！”
“是，主任！”女办事员匆匆离去。
办公室里的气氛凝重。
杨主任揉了揉眉心，看向何雨水，语气缓和了些，带着歉意和郑重：“何雨水同志，出现这种情况，我们邮局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对于投递员的失职和管理的疏漏，我们一定严肃处理。
现在，当务之急是理清这些信件的下落，根据初步了解，这些信件很可能都积压在易中海同志那里。
这件事的性质……可能不仅仅是代收未转交那么简单。”
他没有把话说透，但意思很明显——长期、大量截留他人信件，隐匿不报，这己经超出了普通的“帮忙”范畴。
何雨水的心揪紧了，既为可能找到父亲音讯而期待，又为易中海的欺瞒而心寒愤怒。
很快，女办事员抱着一摞泛黄或稍新的单据回来了，放在杨主任桌上。
杨主任和刘光天、何雨水一起翻看。
单据上清晰记录着时间、寄出地（保定）、收件人（何雨水）、以及那熟悉的、属于易中海的签名或盖章。
最早的信件，可以追溯到何大清离开后不到三个月，频率几乎每月一封，有时甚至更密，最近的一封就在几天前。
看着那密密麻麻的记录和熟悉的签名，何雨水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滚落下来，不是委屈，而是一种迟来被真相冲击的酸楚和愤怒。
这么多年，这么多封信……父亲或许并没有完全遗忘他们，而这些本该传递亲情和信息的信件，却被人为地砌成了一堵冰冷的墙，隔断了他们兄妹与父亲之间最后的联系。
刘光天默默递过去一块干净的手帕。
他看向杨主任，开口道：“杨主任，现在情况基本清楚了。
何雨水同志是信件所有人，她有权知道信件内容，更有权追究相关责任。
我建议，邮局方面是否应该立刻报警安排人，陪同何雨水同志回院里，向易中海同志当面质询并取回所有属于她的信件？
毕竟，涉及时间长、信件数量多，为了避免某些人销毁证据或继续抵赖，最好有公安人员在场。
要是里面还牵扯到钱财时，更是马虎不得，何大清出走时何雨水还小，每月固定一封信有可能是给她寄的生活费。
那么多年每个月都有，怕是一笔不小的钱。”
他的话条理清晰，直指要害。
杨主任深深看了刘光天一眼，这个少年沉稳得不像他这个年纪的人。
他点点头：“你说得对，这件事必须立刻处理，给收件人一个交代，也是给我们邮局挽回影响、纠正错误的机会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