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秋时期的郑国，堪称诸侯国内斗界的“标杆”——不是在吵架，就是在准备吵架的路上。这年，大夫子晳跟伯有闹了矛盾，一番唇枪舌剑下来，伯有被怼得脸红脖子粗，下不来台。按伯有的脾气，讲道理输了就动拳头，当即就琢磨着带人手收拾子晳。
可子晳这人事先消息灵通，典型的“先下手为强”。没等伯有动手，他先把自家族人喊齐，抄起家伙就往伯有府上冲。郑国的大臣们吓得魂飞魄散——这俩都是权贵，真打起来郑国得乱成一锅粥，赶紧组团去拉架。为了让双方消气，子晳还带着一群人去伯有家盟誓，拍着胸脯说以后井水不犯河水。
众人都以为这事算翻篇了，大夫裨谌却在旁边冷笑，翻着白眼说：“盟誓这玩意儿，就跟喊口号似的，喊多了谁还当真？这次结盟撑不了几天。非但止不住乱，反而会让矛盾憋得更狠，依我看，这俩的梁子至少得三年才能消。”
大夫然明凑过来问：“那你觉得，谁来掌权才能摆平这烂摊子？”
裨谌一拍大腿：“除了子产还能有谁？这八成是老天爷定的——要想救郑国，就得让好人替掉那些混账东西。论资历排辈，也该轮到子产了，除非有人跳级上位。郑国乱了这么多年，也就子产能稳住局面，不然这国家迟早得玩完。”
裨谌这话，简直跟开了预言挂似的。没过多久，伯有就忘了盟誓那回事，跑到郑简公面前撺掇，让子晳去楚国出差——这在当时算是个苦差事。伯有觉得，只要国君下命令，子晳再横也不敢抗旨，美滋滋地回了家，一头扎进酒窖里喝庆功酒，喝得酩酊大醉。
可他忘了，子晳最恨的就是被他算计。一听说这主意是伯有出的，子晳当场炸毛，又带着一群披甲戴盔的手下杀向伯有府。此时的伯有，正抱着酒坛打呼噜，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，吓得连滚带爬逃到雍梁躲着。
等他酒醒了，随从才敢告诉他实情：家被砸成了废墟，家人仆人跑了个精光。伯有这才反应过来——自己背信弃义，大臣们没人帮他，连国君都懒得护着他。没办法，只能灰溜溜地逃出郑国，去许国避难。
伯有走后，郑简公赶紧搞公关：先去太庙跟大夫们盟誓，又跑到城外跟百姓盟誓，还把伯有的“罪状”一条条公之于众。这操作把大夫罕虎惹火了，他叹气说：“伯有骄横自大，落这下场是活该，但大家都是一个祖宗的兄弟，何必赶尽杀绝呢？”
就在郑国内乱前，吴国公子季札刚跟子产告别，去了卫国。当时卫襄公刚继位，卫国却安安稳稳的。季札逛了一圈，感慨道：“卫国的君子一大堆，肯定能安安稳稳传代，不愁出乱子。”
接着他又去晋国，路过戚邑时天晚了，就找地方住下。刚躺下，就听见外面钟鼓齐鸣，一派欢歌笑语。季札当场火了，骂道：“怪事！我听说犯上作乱又不修德行的人，迟早挨刀子。这地方的主人得罪了国君，躲还来不及，居然有心思享乐？他住在这儿，就像燕子在屋檐下筑巢，国君还没下葬呢，怎么敢这么放肆？”
戚邑是孙林父的地盘。这孙林父可不是善茬，当年逼得卫献公流亡九年。这会儿卫献公刚死，还没下葬，他就开始花天酒地。季札越想越恶心，连夜收拾东西走了。
这话很快传到孙林父耳朵里，吓得他一脑袋冷汗，赶紧把歌舞班子解散，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听音乐——命都快没了，还听什么曲儿。
季札到了晋国，挨个拜访了六卿。对赵武、韩起、魏舒这三位，他是越看越顺眼，私下跟人说：“晋国的大权，早晚是这三家的。”除了六卿，他还跟叔向成了忘年交。临走时，季札拉着叔向的手嘱咐：“你可得当心啊！国君奢侈无度，大臣们却很有本事，大夫们又有钱有势，权力迟早落到大夫手里。你这人性子直，说话不绕弯子，一定要学会保全自己。”
季札回吴国时，又路过徐国，本来想拜访徐侯，没想到徐侯已经去世，葬在延陵。季札立刻赶去墓地祭奠，临走时把自己随身的佩剑解下来，挂在了坟头的树上。
随从看傻了，问他：“徐侯都不在了，您挂把剑在这儿干嘛？”
季札说：“我上次路过徐国，徐侯招待我，当时他盯着我的剑，眼神都挪不开，虽然没明说想要，但我心里已经答应送给他了。只是我还要出访各国，佩剑是礼仪，当时没好意思送。现在他不在了，我总不能违背自己的心意吧？”这就是流传千古的“延陵挂剑”的故事——春秋时期的人，讲究起来是真讲究。
公元前543年，杞国的城墙修好了，帮工的晋国工匠回国。晋平公的悼夫人特别高兴，毕竟杞国是她娘家，当即决定设宴犒劳这些工匠。宴会上，一个老头的出现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——这老头头发胡子全白了，看着得有七八十岁，在那个年代，能活这么大岁数比中彩票还难，更别说还能上工地干活。
众人围着他问年龄，老头挠挠头说：“我不识数，记不清。只知道我出生那年，正月初一正好是甲子日，到现在已经过了四百四十五个甲子了，剩下的日子，到今天是三分之一甲子。”这老头是绛县人，无儿无女，没人养活，才跟着工匠混口饭吃。
这一番话，把在场的人全难住了——这哪儿是报年龄，分明是出数学题。官吏们也好奇，赶紧跑去朝廷问。大夫师旷听完，一拍脑袋说：“我想起来了！他出生那年，鲁叔仲惠伯在承匡见过郤成子，狄人还打了鲁国，叔孙庄叔在咸地把狄人打败了，抓了长狄侨如、虺和豹，还拿这俩俘虏的名字给儿子起名。到现在，正好七十三年了。”
史官也跟着推算：“‘亥’字是‘二’字头‘六’字身，把‘二’挪到‘六’下面，就是天数。”赵武的助手士文伯一算，惊呼：“我的天！这老爷子活了二万六千六百六十天，合着七十七岁了！”
当年晋悼公定过“新政八条”，第三条明确说要照顾孤寡老人，七十岁以上的老人，国君都得亲自接见。现在国君换成了晋平公，但规矩没改。执政大臣赵武脸都红了，觉得自己严重失职，赶紧把绛县大夫叫来问话，又亲自去见老头，道歉说：“都怪我没本事，掌管国家大事却没照顾到您，让您受委屈了，这是我的错，我给您赔罪。”
赵武本来想封老头做官，让他辅佐自己，可老头既不识字也不识数，哪敢接这差事。赵武没办法，就让他回绛县，赐了些田地，还让他当绛县的县师，负责征收徭役的事——为了这事，还专门把原来的舆尉给撤了。
鲁国使者正好在晋国，把这事从头到尾看在眼里，回国后就跟鲁国大夫们说了。执政大臣季武子听完，感慨道：“可不能小看晋国啊！有赵武掌权，伯瑕辅佐，有史官和师旷出主意，叔向、女叔齐当国君的老师，朝廷里这么多能人，怎么敢轻视？咱们得好好跟他们打交道才行。”
跟晋国的和谐氛围比起来，其他诸侯国就乱成了一锅粥，全是为了争权夺利。蔡国就出了件大事：太子般杀了自己的父亲蔡景侯，抢了国君之位，也就是后来的蔡灵侯。按周礼，弑父弑君是天大的罪，但蔡景侯死得一点都不冤——他给太子般娶了个楚国公主，结果儿媳妇刚进门，他就跟人家私通了。
这事儿换谁都忍不了，太子般一气之下就动了杀心。所以蔡国百姓非但没骂蔡灵侯，反而接纳了他——毕竟这爹做得太不地道了。
春秋这盘棋，从来都是君子与小人并存，道义与利益交织。有人像季札那样守诺重义，有人像赵武那样体恤百姓，也有人像伯有、蔡景侯那样骄纵妄为。但不管怎么闹，那些藏在故事里的道理——守信用、明事理、有担当，从来都没过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