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有这门手艺，走到哪儿都饿不着。”
两人又聊了会儿天，主要是杨大领导问苏爱民在厂里的情况，苏爱民挑着能说的说了些。
中午，杨大领导留苏爱民吃饭，饭菜不算奢侈，但很精致，四菜一汤，有荤有素，比起普通人家已经好上太多。
苏辰也没客气，大方地吃了。
饭后，杨大领导要午休一会儿，苏爱民就在客厅看书。
书柜里有不少书，有些还是内部刊物，外面根本见不到。
苏辰挑了本机械工程方面的专业书，看得津津有味。
他发现自己这具身体原本的文化水平虽然不高，但理解力不差，加上穿越带来的思维优势，这些专业知识理解起来并不困难。
下午苏爱民又给杨大领导做了一次按摩，这次时间短些，主要是巩固效果。
完事后，杨大领导的膝盖肿消了大半，已经能自己慢慢走路了，高兴得直夸苏爱民是“小神医”。
不知不觉就到了傍晚。
杨大领导说什么也不让苏爱民走，非要留他吃晚饭。
盛情难却，苏爱民只好答应。
晚饭比午饭更丰盛些，还多了道红烧鱼。
席间杨大领导心情很好，还让保姆开了瓶茅台，两人小酌了几杯。
苏辰酒量一般，但礼节性地陪了几盅，脸上泛起了红晕。
饭后，杨大领导没急着让苏爱民走，而是让保姆泡了壶茶，两人在客厅继续闲聊。
这时，杨大领导忽然想起什么，对保姆说：“王姐，把我那唱片拿来，就柴可夫斯基那张。”
保姆应声去了里屋，不一会儿拿了张黑色胶木唱片出来。
她熟练地把唱片放在留声机转盘上，放下唱针，一阵轻微的沙沙声后，恢弘的交响乐在客厅里流淌开来。
是柴可夫斯基的《第五交响曲》。
苏辰端着茶杯的手微微一顿。
熟悉的旋律。
太熟悉了。
在前世，他车里常备的几张CD里就有这首曲子，特别是工作压力大、熬夜加班时，常常单曲循环。
那波澜壮阔的乐章，曾经陪伴他度过无数个深夜。
而现在，在这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客厅里，听着同样的旋律从老式留声机的大喇叭里传出，那种时空错乱感强烈得让他有一瞬间的恍惚。
仿佛前一秒还在写字楼的落地窗前俯瞰城市夜景，下一秒就坐在了这里，端着粗瓷茶杯，听着同一首交响乐。
“怎么了爱民？”
杨大领导敏锐地察觉到了苏爱民的异样。
苏辰回过神来，放下茶杯，尽量让表情自然些：“没什么，就是……这曲子让我想起些以前的事。”
你听过这曲子？”
杨大领导有些意外。
在这个年代，能听西洋交响乐的人可不多，尤其是苏爱民这样的普通工人家庭出身。
苏辰脑子飞快转动，瞬间编好了说辞：“小时候，我大伯家境好，他家就有台留声机，还有不少唱片。
我常去玩，就听过一些。
后来……后来时局变化，大伯一家去了南方，这些东西就再也没见过了。
刚突然听到，有点感慨，物是人非啊。”
这话说得合情合理。
杨大领导点点头，表示理解：“是啊，这些年变化太大。
不过好的艺术是超越时代的，就像这曲子，不管什么时候听，都能打动人心。”
苏辰顺着话头说：“杨部长说得对。
我虽然不懂音乐，但这曲子听着，就是觉得……有力量。”
两人就这样听着音乐，喝着茶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。
苏辰的话不多，但每每说到点子上，让杨大领导对这个年轻人的见识又高看了几分。
时钟指向晚上八点。
苏辰起身告辞：“杨部长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就不多打扰您休息了。
您这腿记得按时敷药，明天我再来给您看看。”
杨大领导叫住他，然后对保姆说，“王姐，把留声机收拾一下，连着那几张唱片，给爱民包好。”
苏辰一愣：“杨部长，这……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”
“贵重什么，就是个放音乐的玩意儿。”
杨大领导摆摆手，态度坚决，“我平时忙，听得也少，放着也是落灰。
我看你今天听这曲子挺有感触，拿回去，闲暇时候听听，解个闷。
再说……”他顿了顿，声音压低了些，“我这身份，家里老放着这些洋玩意儿，也不太好。
送你正好。”
这话说得推心置腹。
苏辰明白了杨大领导的深意——以他的位置，家里摆着留声机这种“资产阶级情调”的东西，确实容易招人话柄。
送给苏爱民，既处理了“隐患”，又做了顺水人情，还能全了两人之间那份心照不宣的交情。
“可是……”“别可是了。”
杨大领导故意板起脸，“你要是不收，以后就别来了，我这腿疼死也不用你治。”
话说到这份上，再推辞就矫情了。
苏辰深吸一口气，郑重地鞠了一躬：“那我就厚着脸皮收下了。
谢谢杨部长。”
“这就对了。”
杨大领导重新露出笑容，“王姐，找块布给包严实点，别路上磕了碰了。”
保姆手脚麻利，很快就把留声机和五六张唱片用厚棉布包好，还用绳子捆了两道，方便提拿。
苏辰试了试，不算太重，能拿得动。
抱着留声机走出杨家小院时，夜色已浓。
街道两旁的路灯昏黄，偶尔有自行车驶过，铃铛声在寂静的夜里传得很远。
苏辰心里暖洋洋的，不只是因为得了这件稀罕物，更是因为杨大领导那份不着痕迹的关照。
他走到公交车站，等了一会儿，末班车来了。
上车时，售票员看他抱着个大包裹，多看了两眼，但没说什么。
车上人不多，苏爱民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，把留声机小心地放在腿边。
车子晃晃悠悠地开动，窗外的街景向后流淌。
苏辰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