娜塔莎看着他：“有些知道，有些不知道。神盾局太大，太多部门，每个人的做事方法都不一样。”
“做事方法都不一样？”史蒂夫重复这句话，像在品尝毒药，“因为目标是坏人，所以我们也可以用坏人的手段？因为是为了‘更大的善’，所以这些小恶可以忽略？”
他站起来，在狭小的房间里走了两步，又停下：“二战时，我们也有过这种争论。有些指挥官说：为了打败纳粹，我们可以用毒气，可以虐待战俘，可以轰炸平民区。但厄斯金博士告诉我：如果我们用了那些手段，那我们和纳粹有什么区别？”
他拿起一本卷宗，翻开其中一页，指着上面的照片——那是个被炸毁的房屋废墟，旁边有个孩子呆呆地坐着，怀里抱着个破烂的娃娃。
“这孩子的父亲可能真的是恐怖分子。”史蒂夫说，“但孩子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连补偿都不给？”
娜塔莎沉默了很久，才说：“因为那时候，没人在意这些问题。‘反恐战争’是面大旗，什么都能盖住。”
“现在有人问了。”史蒂夫合上卷宗，“林墨在意这些问题，弗瑞让你带我来这里，也是想让我问。”
他看向那满墙的蓝色文件夹：“这些不是‘程序瑕疵’，是伤疤。是一个组织在失去底线时留下的伤疤。”
他坐下来，重新拿起笔和专用笔记本，开始写。写他看到的问题、可能的后果、以及最重要的，神盾局后期该怎么改。
写得很慢，每一笔都很用力。
同一时间，斯塔克大厦实验室。
班纳博士正面临一个“伦理困境”。
“伽马调节器”的测试进入第二阶段：长时间佩戴效果评估。他已经戴了那玩意儿整整24小时，数据一切正常——心率平稳，辐射水平稳定，浩克完全没冒头。
但问题来了：他想洗澡。
“斯塔克先生，”班纳对着通讯器说，“这个项圈防水吗？”
托尼的声音从扬声器传来：“理论上防水，但我没测过更严格的防水测试。要不你别洗了？反正实验室恒温恒湿，你不臭。”
班纳：“...我要洗澡。”
“那就摘了洗，洗完了再戴。”
“但测试要求连续佩戴72小时。”班纳指着实验方案，“第4.3条：评估长期佩戴的耐受性和可靠性，需不间断监测。”
托尼在那边抓狂：“所以你为了测试，打算三天不洗澡？班纳，你是个科学家，不是苦行僧！”
“规则就是规则。”班纳很坚持，“而且林墨说过：实验方案的每个条款都有意义，不能随便违反。”
“那林墨有没有说过，科学家也得讲卫生？！”
两人争论了十分钟，最后妥协方案：班纳戴着项圈洗，但只能用湿毛巾擦身，不能淋浴。
于是班纳就真的在实验室的洗手池前，用湿毛巾把自己从头到脚擦了一遍。过程很滑稽，但他做得很认真，甚至还记了笔记：【佩戴第25小时，清洁行为未引发不适，项圈无异常，湿度耐受性良好...】
擦完，他换上干净的白大褂，继续工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