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泽合上最后一本。
他抬起头。
老人还坐在藤椅里，烟灰落了一截，没掸。
“算明白了？”他问。
沈泽点头。
“地皮是划拨的，”他说，“补缴出让金，按七折算，大概一千两百万。”
老人没应声。
“厂子账面应收款有一百三十七万，账龄三年以上的占九成，能追回来的，最多二十万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存货标价四百万，实际是三十年前的进价，按现在市场价折七成，顶天三百万。”
老人把烟头按灭在搪瓷缸盖子上。
“负债呢？”
沈泽说：“银行三千万，供应商八百万，工人工资一百二十万。总数三千九百二十万。”
他看着老人。
“公告上写的四千二，是把明年到期的利息也算进去了。”
老人没说话。
他看着沈泽，很久。
然后他从藤椅上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
外面巷子里早点摊支起来了，炸油条的香气隔着铁门缝飘进来。
他背对着沈泽。
“你刚才问我，叫你来干什么。”
沈泽没应声。
老人的声音很低。
“我八十三了。肺里有个东西，医生说，想开点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这厂子，跟了我三十五年。我活不过它了。”
他把手伸进棉袄内袋。
摸出来的不是烟。
是一张存折。
他转过身，把存折搁在账本上。
“两百四十万。我卖老房子剩的。”
他看着沈泽。
“你算明白了。现在你告诉我——这厂子，接，还是不接？”
沈泽低头看着那张存折。
封皮是老版的，中国银行，折子里夹着取款凭条。金额那一栏，手写着贰佰肆拾万元整。
他把存折轻轻合上。
“顾叔。”
他抬起头。
“我离了婚，欠前岳父三百二十七万七千，没工作，没房，没车。”
他一字一字说得很慢，像在核对账本上的数字。
“我妈在医院等手术。我爸在老家，怕我吃不饱，昨天电话里说，‘别饿着’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我身上还剩七十三块钱。”
老人没打断他。
“这厂子，”沈泽说，“四千二百万的债，拍下来，就是我的。”
他看着老人的眼睛。
“我可能还不起。”
老人没说话。
他等了几秒。
然后他把那把算盘从桌上拿起来，递过去。
“你会打算盘吗？”
沈泽接过来。
木珠子滑溜溜的，边框磨得发亮，那颗裂了缝的珠子用铜皮包着，摸上去有细微的凹凸。
他把算盘翻过来。
背面刻着四个字，刀痕很浅。
“业精于勤。”
他没说话。
老人看着他。
“这厂子，我爷爷传给我爹，我爹传给我。到我这儿，断了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我不是要你还债。”
他把手按在算盘上。
“我是想让你知道，有样东西，它比债长。”
沈泽把那把算盘放进帆布袋。
老人没送他。
他站在车间门口，看着沈泽穿过那些蒙着油布的机器，走向铁门。
“下周——三。”
他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不大，但稳。
“债权拍卖。”
沈泽停下脚步。
他没回头。
“顾叔，”他说，“存折我拿走了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赢了，我给您送回来。”
铁门拉开一道缝。
外面天光大亮。
他跨出门槛。
走了十几步，巷口早点摊的老板正往锅里下面，抬头看了他一眼。
“吃了吗？”
沈泽站住了。
他从帆布袋侧兜摸出几张零钱。
“两根油条，一碗豆浆。”
他坐在马扎上，等油条出锅。
那把算盘搁在膝盖上，他低头看了它一眼。
铜皮包着的那颗裂珠，迎着光，细细一道金边。
油条炸好了。
他掰开第一根，热气冒上来。
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。
他摸出来。
陌生号码，区号上海。
“林跃调去总部了。下个月升合伙人。”
他看着那行字。
很久。
他把手机揣回口袋。
继续吃那根油条。
豆浆喝完了，他站起来，朝火车站走。
巷子口有个邮筒，绿漆斑驳，投信口锈了一半。
他从帆布袋里摸出那张存折。
看了一眼。
又放回去。
然后他走到售票窗口。
“一张回上海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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