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砚提前三天到达了省城。
他坐大巴去的，没有开车，没有坐火车，没有用任何需要身份证的交通工具。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，戴着一顶棒球帽，背着一个双肩包，像一个普通的、来省城办事的外地人。他在城东的一家小旅馆开了房间，用现金支付，没有登记身份证。旅馆很破旧，房间很小，窗户朝北，看不到阳光。但沈砚不在乎。他只需要一个能睡觉、能放东西、能躲开监控的地方。
他将双肩包放在床上，从里面拿出他准备好的工具——一套窃听设备、一台微型摄像机、一副变声器、以及一个他自制的信号屏蔽器。这些工具都是他过去几个月里一点点攒下来的，每一个都经过了反复的测试，每一个都不会留下任何可以追溯到他身上的痕迹。
他将工具一件一件地摆在床上，检查了一遍。窃听设备的电池充满了，摄像机的存储卡是空的，信号屏蔽器的指示灯是绿色的。一切都正常，一切都在按计划推进。
他将工具装回双肩包，背上，走出了旅馆。他要去刘洋公司的办公地点踩点。
刘洋的公司开在省城CBD的一栋写字楼里，名字叫“洋帆投资有限公司”，注册资本五千万，经营范围包括股权投资、资产管理、企业咨询等。沈砚在网上查过这家公司的公开信息，看起来很正规，很干净，没有任何异常。但他知道，这只是表象。真正的资金流向，都在水面以下。
他站在写字楼对面的马路上，隔着一条街，观察着那栋大楼。大楼有三十多层，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亮，像一面巨大的、蓝色的镜子。一楼大厅有前台、有门禁、有监控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去的。但沈砚不需要进去。他只需要知道刘建明什么时候来，从哪里来，和谁见面，待多久。这些信息，不需要进大楼也能获取。
他在附近找了一家咖啡馆，坐在靠窗的位置，点了一杯美式咖啡。咖啡很苦，苦得像中药，但他一口一口地喝着，像是在完成一件必须完成的事。他的目光始终盯着对面那栋大楼的入口，记录着每一个进出的人、每一辆车、每一个可能的细节。
他在那里坐了一整天。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六点，八个小时，他喝了四杯咖啡，上了两次厕所，记录了三页纸的观察笔记。他看到了刘洋——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，穿着昂贵的西装，戴着名表，开着一辆保时捷SUV，从地下车库的入口进去。他看到了刘洋的秘书——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，穿着职业装，踩着高跟鞋，手里拿着一沓文件，从大楼的正门进去。他看到了刘洋的司机——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，穿着黑色西装，戴着墨镜，从地下车库的入口进去，然后出来，站在门口抽烟。
沈砚将所有这些信息都记录在笔记本上，然后在刘洋的名字旁边画了一个圈。这个人，是刘建明的弱点，也是他通往刘建明的桥梁。
第二天，他去了刘洋公司即将举办活动的那个酒店。
酒店在省城的中心地带，五星级，门口有喷泉，有花园，有穿着制服的门童。沈砚没有进去，他只是在周围走了一圈，观察了酒店的布局、出入口、监控探头的位置、以及周边的交通情况。他将这些信息一一记录在笔记本上，然后在酒店的位置上画了一个五角星。这里，将是他的战场。
第三天，他接到了耗子的电话。
“沈哥，查到了。刘建明周六下午到省城，住在XX酒店。晚上七点，他儿子公司有一个酒会，就在你说的那个酒店。他会在酒会上发言。然后第二天上午，他会去省公安厅开一个会。下午返回湖州。”
沈砚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。周六。明天。时间窗口很窄，但足够了。
“他一个人来？还是带人？”
“带了一个司机，一个秘书。没有带保镖。”
沈砚沉默了几秒。没有带保镖，说明刘建明不认为自己在省城会有危险。他的警惕性很低，他的防备很松懈。这是一个机会，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
“好。我知道了。”
他挂了电话，将手机放在桌上。他靠在椅背上，闭上了眼睛。他的左肺又开始疼了，那种像火烧一样的疼痛从胸腔深处涌上来，像一条燃烧的蛇，在他的肋骨之间游走。他伸出手，从背包里拿出那瓶止痛药，倒出两片，塞进嘴里，干咽了下去。药片在喉咙里卡了一下，然后滑了下去。
他睁开眼睛，看着天花板。天花板上有一盏灯，圆形的，白色的，像一个巨大的、冰冷的眼睛。他盯着那只眼睛，脑海中浮现出沈清的脸——不是七年前的沈清，而是更早的沈清。那个在厨房里做糖醋鱼的沈清，那个在下雨天骑自行车去学校接他的沈清，那个在他考上大学时喝得烂醉然后抱着他哭的沈清。那些画面在他的脑海中越来越模糊，像褪色的照片，像被水浸泡过的墨迹，像正在融化的冰雕。他拼命地想抓住它们，但它们还是从指缝间溜走了。
沈砚的嘴角微微翘起。不是笑，而是一种近乎虔诚的专注。他的目光穿过天花板，穿过屋顶，穿过夜色，落在明天的那个酒店里，落在刘建明即将出现的地方。
他还有一天。一天后，一切都会结束。
第四节：终局猎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