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六下午四点，沈砚提前三个小时到达了酒店。
他换了一身打扮——穿着一件黑色的西装，白色的衬衫，深蓝色的领带，脚上是黑色的皮鞋。他的头发向后梳着，露出额头，脸上架着一副平光眼镜。他看起来像一个参加酒会的普通客人，不引人注目，也不会被任何人记住。
他走进酒店大堂，没有去前台，而是直接去了二楼的宴会厅。宴会厅门口已经有人在布置了，几个服务员在搬桌椅、铺桌布、摆餐具。沈砚从他们旁边走过，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。他走进宴会厅，环顾四周。厅很大，能容纳几百人，正前方是一个舞台，舞台上有讲台和麦克风。舞台后面是一面巨大的LED屏幕，屏幕上滚动着“洋帆投资有限公司年度答谢酒会”的字样。
沈砚在宴会厅里走了一圈，记住了每一个出口、每一个监控探头的位置、每一个可能藏身的地方。然后他走出宴会厅，去了洗手间。在洗手间里，他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窃听器，用双面胶粘在洗手台下面的金属管道上。这个窃听器可以捕捉到洗手间里的所有声音，并将信号发送到他手中的接收器上。刘建明如果来上厕所，他在洗手间里说的每一句话，都会被沈砚听到。
然后他去了三楼的走廊。三楼是酒店的行政办公区，平时没什么人。他在走廊尽头的一间杂物间里，将信号屏蔽器安装在了天花板上的通风管道里。这个屏蔽器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阻断所有的手机信号和无线网络，让刘建明无法与外界联系。
最后，他回到了一楼大堂，在休息区找了一个角落的位置坐下来，点了一杯咖啡。咖啡很苦，苦得像中药，但他一口一口地喝着，像是在完成一件必须完成的事。他的目光始终盯着酒店的大门，等待着刘建明的出现。
下午五点四十分，一辆黑色的奥迪A8停在了酒店门口。车门开了，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走了下来。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，白色的衬衫，银灰色的领带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脸上带着一种习惯了权力的、从容不迫的表情。他的身材高大，肩膀宽阔，脊背挺直，走路的步伐稳健而有力。沈砚一眼就认出了他——刘建明。他在照片上见过这张脸无数次，但真人比照片更有压迫感，更有威慑力。那是权力喂养出来的气质，不是普通人能模仿的。
沈砚的手指在咖啡杯上微微攥紧了。他的心跳从每分钟七十二次升到了每分钟九十二次，但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，他的呼吸依然平稳，他的目光依然平静。他看着刘建明走进酒店大堂，走到前台，办理入住手续。他的司机和秘书跟在后面，一人提着行李箱，一人拿着公文包。
刘建明办完手续后，走向了电梯。在电梯门关上的那一瞬间，他的目光扫过大堂，扫过休息区，扫过沈砚坐着的那个角落。他的目光在沈砚的身上停留了不到半秒，然后移开了。他没有认出沈砚。他不可能认出沈砚。他从来没见过沈砚，不知道沈砚长什么样，不知道沈砚是沈清的弟弟，不知道沈砚正在看着他，像一只猎豹在看着它的猎物。
电梯门关上了。沈砚放下咖啡杯，站起身，走出了酒店大堂。
他站在酒店门口，点了一支烟。烟雾在暮色中飘动着，像一团一团的幽灵，扭曲着，然后消散。他深吸了一口，让烟在肺里停留了几秒，然后缓缓吐出来。他的左肺又开始疼了，但那阵疼痛被他用意志力压了下去。他不能在这个时候掉链子。他需要保持清醒，保持冷静，保持一个猎手应有的精准和理性。
他掏出手机，拨了林默的号码。
“林默，刘建明已经到了。你那边准备好了吗？”
“准备好了。省纪委的人已经在路上了。你确定他有问题？”
“我确定。”沈砚的声音很平静，平静得像一面没有风的湖，“王怀安的那些钱，都是通过他儿子的公司洗白的。证据我已经发到你的邮箱了。省纪委只要拿到那些证据，他就跑不掉了。”
“沈砚，你小心。他不是普通人。他有枪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沈砚挂了电话，将手机放进口袋。
他站在酒店门口，看着暮色中的城市。天快黑了，西边的天空是一片暗红色的、像血一样的颜色。他的嘴角微微翘起。不是笑，而是一种近乎虔诚的专注。他的目光穿过夜色，穿过那些高楼大厦，穿过几百公里的距离，落在北城县的家里，落在母亲、父亲、乐乐的身上。
他想起乐乐问他的那个问题：“叔叔，你也能教训一下让爸爸去很远很远地方的那个人吗？”
他当时说：“叔叔答应你，那些让爸爸去很远很远地方的人，叔叔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”
现在，他做到了。
沈砚将烟头扔在地上，用脚踩灭。他转过身，走进了酒店大堂。他还有事要做。他要在省纪委的人到来之前，确保刘建明不会跑掉。他要在刘建明的房间里，安装最后一个窃听器，录下他所有的通话和对话。他要在刘建明的车上，放置一个追踪器，确保他无论去哪里，都能被找到。
他走进电梯，按了刘建明所在的楼层。电梯门关上了，他的脸映在电梯壁的镜面上，平静，温和，像任何一个来省城办事的普通青年。
但他的眼睛里有光。那道光很亮，很冷，像手术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