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后一丝意识消散之前，我仿佛看见了1989年的夏天。
我19岁，坐在绥芬河的铁轨上，看着一列列火车驶向苏联的方向。
一个声音在脑子里说：去吧，那边有钱。
“去就去”
再睁眼的时候，我以为自己会看见地府是什么样的。
或者医院的。或者天堂什么的。
但我看见的是一盏白炽灯。那种老式的、带灯罩的、拉线开关的白炽灯。灯泡上糊着一层灰，光线昏黄，照着墙上的旧报纸——1989年的《人民日报》。
我躺在一张硬板床上。褥子薄得能摸到底下的木板，被子上有股发霉的味道。
不对呀这是我家。
我猛地坐起来。
手。十八岁的手。没有老茧，没有伤疤，干干净净。
我跳下床，光着脚踩在水泥地上，跑到堂屋。
墙上挂着一本日历。撕到最上面那页。
1990年7月10日。
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十秒钟。
然后笑了。
笑出了声。
“叶青！大早上你嚎什么！”
我爹的声音从院子里传来。我推开门的瞬间，阳光晃得我睁不开眼。
院子不大，地上堆着几袋水泥，墙角搁着一辆二八大杠，车铃铛都掉了。我爹蹲在压水井旁边洗脸，五十岁的人，头发白了一半，脸上全是褶子。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，袖子挽到手肘，露出两条黑瘦的胳膊。
我妈在灶房里熬粥，听见动静探出头来：“考都考完了，别想那么多。吃饭。”
妹妹叶琳从里屋跑出来，十二岁的小姑娘，扎着两个小辫，脸瘦得只有巴掌大。她拽着我的衣角问：“哥，你笑啥？”
“没笑啥。”
“你刚才明明笑了，笑得可大声了。”
我揉了揉她的脑袋，没回答。
早饭很简单——苞米面糊糊，一碟咸菜，四个窝头。
我妈把两个窝头拨到我碗里，说：“多吃点，考大学费脑子。”
我爹哼了一声：“考都考完了，费什么脑子。”
我妈白了他一眼：“少说两句。”
我没参与拌嘴，闷头把窝头吃了。糊糊很稀，咽下去的时候刮嗓子。窝头是玉米面的，干巴巴的，得嚼半天才能咽。
这顿饭，我吃了二十年。考上大学吃这个，考不上大学也吃这个。
饭后，我爹换上工作服，推着自行车准备出门。
他在铁路装卸队干了二十年，一个月工资八十块。每天早上六点出门，晚上七八点才回来，碰上运货高峰期，半夜才能到家。
我拦住他：“爹，你们货运科是不是有个叫王建国的？”
“王科长？你问这干啥？”
“帮我引荐引荐。”
我爹上下打量我：“你找王科长干什么？”
“想做点生意。”
“什么生意？”
“倒腾点苏联货。”
我爹的脸立刻拉下来了：“投机倒把？那是犯法的，你想蹲大牢？”
“爹，现在不叫投机倒把了，叫商品经济。”
“商品经济个屁！”我爹啐了一口，“你给我老老实实找工作，别整那些歪门邪道。”
他骑上车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