闷罐车没有窗户，只有靠近车顶的位置有几个透气孔。
我看不见外面，但能感觉到火车在爬坡。铁轨的声音变闷了，车晃得更厉害，冷风从门缝里钻进来，带着一股铁锈和煤灰的味道。
我把军大衣裹紧，靠在车皮上，闭上眼睛。
前世，我在这条线上跑了不下三百趟。从绥芬河到格罗迭科沃，从格罗迭科沃到乌苏里斯克，从乌苏里斯克到海参崴。哪段路颠，哪段路稳，哪段路会有边检，闭着眼睛都能说出来。
但现在，这是第一趟。
闷罐车里没有座位，没有灯，没有厕所。地上铺着一层稻草，稻草上有一层灰，灰里混着碎石子。
我旁边坐着两个老倒爷，四十来岁，一个姓张，一个姓李。张倒爷带的是羽绒服，五百件，塞了满满两编织袋。李倒爷带的是暖水瓶，一百个，摞了四层。
“小兄弟，头一回来？”张倒爷递给我一根烟。
“嗯。”
“带什么货？”
“酒和罐头。”
“值钱货。”张倒爷点上烟，“苏联人别的可以没有，酒不能没有。上次我带了一百箱二锅头，对面直接拿钢材换的，一车皮钢材，赚了三万。”
我没接话。
三万？不够。
火车晃了大约四个小时，突然减速了。
门被人从外面拉开，冷风呼地灌进来。一个穿制服的海关人员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手电筒，照了一圈。
“证件。”
我把护照递过去。他翻了翻，看了看照片，又看了看我，还回来。
“货单。”
我把货单递过去。他扫了一眼，在手电筒的光下数了数箱子，转身走了。
门没关。
火车继续往前开。风从门缝里灌进来，冷得刺骨。
张倒爷缩了缩脖子：“快到边界了。过了边界就是苏联那边的人查。”
又过了大约一个小时，火车停了。
门被完全拉开。
两个苏联海关人员站在外面，穿着灰绿色制服，帽檐压得很低，手里拿着记录板。
“下车。”
所有人下车，站成一排。
苏联人查得很细。每一箱货都要打开看，每一瓶酒都要检查标签，每一个罐头都要验生产日期。
轮到我的时候，一个年轻的海关人员拿起一瓶二锅头，看了看标签，拧开盖子闻了闻，然后做了一个让我意外的动作——他喝了一口。
“Хорошо。”他用俄语说了一句“好”，然后把酒放回去。
另一个年纪大的海关人员看了我一眼：“中国人？”
“对。”
“这么多酒，卖给谁？”
“格罗迭科沃，伊万收货。”
他点了点头，没再问。
货查完，盖了章，放行。
火车又开了四十分钟，到了格罗迭科沃。
这是个边境小镇，说是镇，其实就是几条土路、一排仓库、一个火车站。站台上堆满了货物，有从苏联这边往中国运的钢材和化肥，也有从中国那边往苏联运的服装和食品。
到处是穿迷彩服的苏联军人，有的在抽烟，有的在聊天，有的在盯着我们看。
我跳下车，找了一圈。
没看到伊万。
站台上人很多，有中国人也有苏联人，但没一个像是来接我货的。
我开始抽烟。
一根。两根。三根。
四十分钟后，一辆拉达车从土路上开过来，带起一路尘土。
车停在我面前，门开了。
下来一个苏联人，四十岁出头，圆脸，肚子不小，穿着一件灰色的西服外套，里面是高领毛衣。头发有点乱，眼睛下面有很深的眼袋，嘴角叼着一根没点火的烟。
他看了我一眼，又看了看我身后的车厢，用生硬的汉语问：“刘的货？”
“刘大牙的货。”我说，“你是伊万？”
“我是伊万。”
他从兜里掏出打火机，点着烟，深吸一口，绕着车厢走了一圈。打开一箱二锅头，拧开盖子闻了闻，点了点头。又打开一箱肉罐头，抠了一块塞嘴里，嚼了嚼。
“多少钱？”
“刘哥没说价，让我跟您谈。”
伊万看了我一眼，把烟灰弹在地上：“你想要什么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