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天天没亮，我就坐上了去哈尔滨的火车。
硬座，十个小时，票价十二块。
车厢里挤满了人，过道上全是编织袋和蛇皮口袋。有个老太太把一只活鸡塞在座位底下，鸡叫了一路。对面的一个中年男人嗑了一路瓜子，皮吐了一地。
我靠在窗户上，闭着眼睛，脑子里在算账。
二十三个车皮，下个月刘大牙承诺给我留的。一个车皮能装三百箱二锅头或者五百箱罐头，或者一千件羽绒服。
我需要多少货？
二锅头，至少三千箱。罐头，至少五千箱。羽绒服，至少三千件。
这是最基本的量。如果想把那十辆BTR-60装甲车也吃下来，还得再加。
钱呢？
账上现在有二十三万六千。加上留作周转的十万，总共三十三万六千。
够不够？
不够。
但可以滚。先小批量扫货，发过去，换回东西，卖了再进货。循环起来，雪球就滚大了。
哈尔滨火车站出来，我直奔透笼街批发市场。
八九十年代，透笼街是东北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。卖什么的都有，从针头线脑到五金家电，只要你想要的，没有找不到的。
我在市场里转了一整天，见了十几个批发商。
二锅头，最便宜的是北京红星厂的，整箱拿货，每瓶两块八，一箱二十四瓶，六十七块二。我要三千箱，总价二十万一千六。
罐头，梅林午餐肉，每罐四块五，一箱四十八罐，二百一十六块。五千箱，一百零八万。
钱不够。
我先谈二锅头。
找到总代理，姓周，四十多岁，戴金丝眼镜，说话慢条斯理。
“三千箱，我拿不了那么多库存。最多一千箱。”
“一千箱就一千箱。多少钱？”
“六十五一瓶，整箱。”
“周老板，我在绥芬河做边贸，一个月至少走二十个车皮。这次先拿一千箱，以后每月至少两千箱。您给个实价。”
周老板看了我一眼，拿起计算器按了几下。
“五十八。最低了。”
“五十五。我现款。”
周老板想了想，伸出手：“成交。”
一千箱二锅头，五万五。
罐头，我没在哈尔滨拿，太贵。我让人打听到天津有一家罐头厂，出口转内销的库存，价格比市场低三成。
我连夜坐火车去了天津。
厂在塘沽，破旧的厂房，生锈的铁门。厂长姓孙，五十多岁，头发掉了一半，穿着蓝布工作服，脚上是一双沾满油污的解放鞋。
“你们厂有多少库存？”
“什么罐头？”
“肉的，鱼的，水果的，有多少要多少。”
孙厂长带我去看仓库。三层楼高的库房，堆满了纸箱，上面落了一层灰。
“这些货，都是出口中东的，那边打仗，订单取消了。三千箱午餐肉，两千箱带鱼，一千箱黄桃。”
“多少钱？”
“午餐肉每箱一百二，带鱼一百，黄桃八十。总价……六十六万。”
“太贵。”
“你给多少？”
“四十万。我全包。”
孙厂长的脸抽了一下：“四十万？你知不知道这些货的成本是多少？”
“孙厂长，您的货在仓库里压了多久了？一年？两年？再压下去，过期了，一分钱不值。四十万，现款，今天就能到账。”
孙厂长沉默了。
他点了一根烟，抽完，又点了一根。
“四十五万。不能再少了。”
“四十二万。多一分没有。”
孙厂长把烟掐了，伸出手。
“成交。”
六千箱罐头，四十二万。
钱不够了。
账上三十三万六，二锅头花了五万五，还剩二十八万一。罐头四十二万，差十四万。
我打电话给刘大牙。
“刘哥，能不能借我十五万？一个月还，利息按两分算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。
“小子，你又要搞什么？”
“我在天津，扫了一批罐头。钱不够。”
“多少货？”
“六千箱。”
“……你他妈疯了？”
“刘哥，借不借？”
“账号给我。”
十五万到账。我把罐头款付了，又留了五万运费，剩下的钱全买了羽绒服和皮夹克。
从常熟进货，三千件羽绒服，每件三十五，十万五千。一千件皮夹克，每件八十，八万。
总共加起来，货值：二锅头五万五，罐头四十二万，羽绒服十万五，皮夹克八万，总计六十六万。